1993年3月的某一个傍晚,夕阳洋洋洒洒地落在了村庄里造型别致洋气的别墅群,偌大的办公室里名贵的装饰品给人一种穿越的错觉。

在硕大的暖炕上,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盘膝而坐,面露略显紧张和不安的神情,但是马上又被淡定所掩盖,这些日子随着事态的发展,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摊上事了,而且还将“天下第一庄”的大邱庄卷入一个惊天漩涡之中。

大邱庄原本是天津市出了名的穷地方,加上村庄身处华北盐碱地,很难种出粮食,村民们大多以讨饭为生,当地甚至有“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的民谣。

正因为如此,大邱庄村民穷怕了,急切需要一个能够带领他们脱贫并且致富的村支书。

1979年前后,天生自信果断而且性格强势的禹作敏“临危受命”担任起村支书,他的致富理念就是顺应潮流灵活变通,因地制宜。

他认为既然大邱庄的先天地理条件不适合农业发展,那就办工厂,不仅可以合理利用村子里的一大批废钢材,还能解决全村人的就业。

禹作敏是有了想法说干就干的人,第一步在筹集资金的时候就遇到了麻烦,轧钢厂起步至少需要10万,按照当时大邱庄的经济情况,筹集到一半已经很不错了,另外的就要找其他人借钱了。

这种“超前消费”的理念马上引起了一部分村民的不满:还没有赚到钱就借钱,到底靠不靠谱?

禹作敏听到了反对的声音,没有做出任何的解释,只撂下了一句打包票的话:如果富不起来,我过年爬着来给你拜年!

投资办厂有风险,何况是钢铁这个国营资本垄断的行业,但是禹作敏知道,这是大邱庄唯一发家致富的机会了,和大型国营企业抢生意,风险高回报也高。

一个记者曾经参观过大邱庄后发文表示:村里依靠10万元的启动资金确实不太够,以至于二十多家轧钢厂,钢管厂的规模偏小,设备也略显老旧。

但是他们的优势在于国家缺的就是这批钢材,越稀缺的物资就越珍贵,售价也就随之上涨,大邱庄钢铁厂只需要把这一大批废钢材进行加工,然后再高额卖出,就能赚得其中高额的市场差价,利润是非常可观的。

随着生意做的如日中天,大邱庄从贫困村摇身一变,当仁不让成了全国最富有的村庄。

1990年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了全国人均收入的十倍,大邱庄的工业产值也达到了极其恐怖的40亿元人民币,根据当时《》的报道说,一整套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制度,让总人口不到五千的大邱庄俨然成为一家大公司,其中分工井井有条。

1991年,禹作敏斥巨资一口气买了16辆大奔,也将自己的座驾换成了当时最豪华的奔驰S600,只是为了在迎接外地高级官员或者海外媒体记者的来访时,能够凸显村庄的富裕和豪华,他说:“我就是要让他们看见大邱庄的一瞬间,感叹中国农民的气派。”

在当时,这种大胆前卫的思想,在媒体的报道中成为了“敢于和官本位抗衡的象征”。

大邱庄的富裕来源于眼光与胆量,但同时也有一些偶然因素,当把这种成功当成必然后,便会忍不住居功自傲了。

正是因为媒体大肆的报道与吹嘘,禹作敏也经常把自己当作农民的象征,在每次公开与官员和记者谈话的时候,他的开场牌第一句总说:“我就是一个农民。”

这是他所有发言的开头,也是他最引以为傲的身份。他曾经表态过,大邱庄最大的贡献就是给中国农民长脸,对他身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农民的侵犯。

1992年,国家外交部组织让一些外交使者来到大邱庄参观访问,禹作敏在迎接的过程中突发奇想,如果能让村里的小伙去外国留学,然后娶外国姑娘回来结婚,不就可以生出头脑聪明的混血了?

以大邱庄的经济条件来说,这个想法做起来并不难,但是这种想法被媒体刊登出来就会无限放大,引起轩然。

就在大邱庄声名鹊起,事业蒸蒸日上的过程中,禹作敏变得愈加忘乎所以,甚至到了难以遏制的地步。他曾经对着前来考察的官员说:当局长不算什么,要当就当副总理。

在他统治领导的“封建权威王国”里,他不喜欢某些记者称呼他为“土皇帝”,更是直言希望把“土”字去掉,他就是皇帝。

他还会和国务委员比谁的工资高,跟部长比谁的皮带贵,会狂妄自大地问一位干部:我这个办公室和里的相比怎么样?

当时村里有一个极其受他赏识的年轻人,因为品行不端正而迟迟没有入党,几次党支部会开下来都没有通过,禹作敏直接放话:同意他入党都不要举手,不同意的就举手。

在他的怒视下,全场的党员鸦雀无声,也没有人敢抬起自己的手,因为这无疑是断送自己的后路,只能敢怒而不敢言。

当然也有敢于说线月的中国乡镇企业家年会上,有官员对禹作敏的工作作风和骄傲自满的态度,笑着提出了委婉的批评和建议。

但是在禹作敏看来,就是明目张胆的羞辱,于是在公共场合愤然离席,会议还没有结束他就回到自己的别墅了,全场没有人敢拦住让他遵守规定。

公权力和商人身份结合为一身,就会造成权力的滥用;公平和效率应该由两类不同的人完成,集于一身形成强权,既不公平,亦无效率。

1992年五月,天津推选出席党的十四大党代表,禹作敏果不其然没有当选上,他能在自己的“禹庄”为所欲为,但是外界早就看不惯他了,从工作作风到行为举止。

信中列出十条准则,其中第五条就明确表明了以后选举党代表和人大代表,大邱庄不会派任何人参与,第六条宣布了以后有高级政府官员来人,一定要拿出身份证验证否则不予接待,第八条号召了全体大邱庄干部职工要顶住“三乱”等等。

一封信将落选之后的禹作敏公开孤立,怨恨和愤懑表达得淋漓尽致,似乎又在警告天津的各界人士,不要站在大邱庄的对立面。

上帝欲使之灭亡,必先使之疯狂,禹作敏就是个典型案例。刀口舔血的事情他干了不少,但是真正引来杀身之祸的还是一个偶然事件。

1992年12月,万全公司的经理病故,公司业务员危福和例行查账,过程中发现已故经理很有可能涉嫌贪污,大邱庄得知消息后立马封锁,派出四人找到危福和,并且将他非法拘禁。

12月13日,危福和被暴力殴打致死,全身伤口多达三百多处,二十多名名殴打者意识到自己犯下了错也慌了,立马上报“老爷子”禹作敏。

禹作敏认为只要能保住大邱庄的名声,失手杀一个人不算什么大事,他决定包庇殴打者,说:“20多人人数太多了,面太大了。不如找几个可靠的人把事顶起来,又不要把这几个人搭进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按照“老爷子”的意思,最终选派出4个人承担这起事故,并且统一口径。禹作敏得知后,颇为得意地说:“行,就这么办!这回让公安局稀里糊涂查不清!”他将四人连夜带离大邱庄躲藏起来“避风头”,直到他将此事摆平为止。

1993年1月,检察部门派出六名取证人员来到大邱庄,禹作敏找出各种理由刁难,最后随便安上罪名将他们非法拘留13小时,其间不给任何饮食。

这种公然与法律对抗嚣张跋扈的举动引起了检察部门的注意,紧接着对四名疑犯发出拘禁令,派出公安干警围堵大邱庄,但是也都被各种方法拒之门外。

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村民们会以命相搏,奋起反抗,在他们的脑海里,早就将禹作敏当成神通广大地“上帝”,是禹作敏带着他们从地狱走到天堂。

如今“恩人”有难,村民们相信这些警察闯入会断送自己的财路,所以在禹作敏的怂恿下,村民不惜与警察正面对抗。

公安干警怕误伤百姓,只能暂时撤离,如果真的到了剑拔弩张的时候,村里的15支自动步枪和2000发子弹与政府抗衡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禹作敏刚逃过一劫来不及细想,始终认为自己没有犯错。

2月18日凌晨,天津市有关方面组织了四百多名全副武装的武警,封锁住了大邱庄的所有通道,与罢工上街的上万名村民和职工对峙了三天三夜,他们手上也拿着管制刀具或者棍棒钢管,气势上丝毫没有落下。

禹作敏逐渐意识到自己带着大邱庄深陷危机之中,于是以退为进,对外宣布暂时辞职,与高级官员再三交涉之下,最终才勉强同意武警进入这个神秘的“封建王国”搜捕犯人。

搜查一无所获之后,禹作敏作伪证说这四人逃离在外,而实际上其中几人一直藏在别墅的地下室。

同年三月,市政府、市委向大邱庄派出工作组,收缴了所有的非法制造的武器,禹作敏被拘留,但此事并没有轰动全国,甚至消息都被淡化了。

春节期间,禹作敏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面带笑容。到了3月16日,他仍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即使这样,他还是能够风风光光地参与各种活动,可见当时禹作敏的权势有多么的大。

8月27日,天津法院以窝藏、妨碍公务、行贿、非法拘留等五个罪名判处禹作敏20年的有期徒刑,因此案件被逮捕者多达26人,其中就有大邱庄的二号人物,禹作敏的儿子禹绍政。

那个年代像禹作敏那样的暴发户太多了,自身的素养把持不住巨大的财富,自我膨胀目空一切骄傲狂妄是他们的通病。

1999年禹作敏喝下了自酿的苦酒,在监狱里自杀了,禹家从此家道中落,而他养育的两儿三女现状如何呢?

二儿子禹绍政之前担任的是天津静海县大邱庄农工商总公司副总经理、团委书记。

在法庭审判中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其余的子女难以接受家族的衰落,又听闻父亲死在狱中,就提出来不想让父亲客死他乡,要风风光光“接书记回家”。

长子禹绍国和出狱后的禹绍政目前在其他地方务工勉强可以维持生计,并没有留在天津。

三个女儿也大致分散在天津市勉强糊口度日,从此没有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甚至很少回到故乡。

禹作敏和子孙后代一同居住的别墅也因为产权不明的原因被搁置,附近野草丛生,门窗玻璃上布满灰尘,不禁让人唏嘘。

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里,见证了无数的光辉与梦想。有人借着天时地利人和扬帆起航,商海沉浮;有人前一秒还叱咤风云,后一秒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成功背后的艰险和勇气我们很难注意到,倒在历史尘埃里的淘汰者我们也看不到,时代的端口想要生存下去太难,倒下去却容易得很。

禹作敏就是个典型例子,认识不到自身历史的局限性,更别提认改正了,唯有不断学习,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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